我的郊区生活
我小时候并不懂得欣赏Mount Waverley的魅力。
千禧年还是青少年的我，总觉得这个属于zone 2的区离我（认为）我该待的世界远得要命。
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安静的街道上，在车站、购物村、Blockbuster和图书馆之间来回兜圈，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某部郊区版Sofia Coppola的女主角，或者Bill Henson镜头下的缪斯。
被我那种十几岁少女的戏剧化情绪过滤后，这个宁静的郊区——虽然有不错的学校、一群退休老人和齐全的便利设施——在我眼里却显得索然无味。
我总是执着于它没有的，而不是它已经拥有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Monash高速公路传来的车流声。
我爸妈家的老木板房是Mount Waverley的典型代表，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发热潮，如今已显破败。
虽然它其实离主干道还有点距离，但在这个晚上几乎没有其他动静的地方，这点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
我经常试图在这片郊区找到点文化存在感，好为我正在萌芽的身份认同找点依托。
2003年，当Adam Elliot凭《Harvie Krumpet》拿下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时，我妈特别指出他就是在附近长大的，跟我上的是同一所小学。
但除了那一抹遥远的好莱坞光辉之外，这里最“传奇”的可能就是七十年前据说曾出没过一位连环杀手。
到了千禧年后，唯一像样的“悬案”大概就是有次我们去警察局报案，说我哥的自行车被偷了。
结果那辆车最后在火车站外被发现，既没留下什么谜团，也完美体现了这个社区的礼貌氛围。
周末的时候，我会鼓起勇气坐上那趟漫长的（32 分钟）火车去市中心找点事做，然后心里默默想：我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可能碰上点真正有意思的事。
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住进一个更靠近市区、文化活动不会只停留在Jells Park的烛光圣诞颂歌和一年一度的“Bushwahzee”民谣舞蹈节的地方。
这种怨念一直持续到我终于离开Mount Waverley，搬去了内北区。
我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漂泊在柏油路与高频公交通道中的女主角，但其实这个郊区就像任何一个温柔的怀抱一样，想要离开并不难。
将近二十年里，我几乎没有再认真想起过它。
每周我都会回家看爸妈、洗个衣服，然后又逃回我那些年一直梦想生活的郊区——一个忙碌、喧闹，并且离热闹只差一趟电车（32 分钟）的地方。
直到我进入三十岁，开始思考买房、生娃，想让自己的孩子也生活在郊区那种舒服的宁静里。
忽然之间，Mount Waverley 不再显得那么糟糕。
随着体内激素悄悄翻涌，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解了它温柔的魅力。
对一个闷闷不乐的少年而言，Mount Waverley是无聊的；但对一个疲惫的中年女性来说，它简直是天堂。
小时候，我和最好的朋友会骑着单车沿着Scotchmans Creek溪道骑行，幻想着如果听见的是地铁轰鸣而不是彩虹吸蜜鸟的叫声会是什么样。
如今我当妈了，带着睡在背带里的孩子在那条小路上散步，却由衷感激没有任何噪音吵醒她。
2000年代，我渴望刺激、快乐、危险，而现在，我想要的是个院子、优质托儿服务、步行就能到的小店，和一条晚上也安全的火车线。
公平来说，不是只有我变了。
就在我成长、安顿的这些年，Mount Waverley也在悄悄经历它自己的“成长”。
以前的“高档餐饮”可能就是Sunny Room的烤土豆，Chickie Babes的烤鸡，或者某个特别的日子里在The Talking Point来一份“平底锅煎”而不是“烤面包机烤”的三明治。
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国际移民涌入，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变得多样：中餐、韩餐、印度菜、希腊菜、意大利菜样样都有。
你仍然可以在面包店买到拉明顿蛋糕或奶油切片，但也可以隔壁买个越式面包，甚至找到一杯不错的咖啡。
我不知道下一代的孩子会不会跟我有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周末会不会除了在Valley Reserve野餐、去社区泳池吃Paddlepop、或者在Waverley Cinema看迟到两个月的便宜电影之外，还有其他更有趣的选择。
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他们要花二十年才能懂得自己拥有的是什么，那他们可能也太晚了。
因为虽然我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了Mount Waverley的美好，但当房价中位数突破150万澳元的时候，它早已悄然离我而去。
以上这篇文章来自The Age的《我的郊区生活》系列报道，用普通人的视角讲述墨尔本各个郊区的真实生活。
之前我们分享过Box Hill、Glen Waverley、Doncaster的郊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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