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如果你常看社交媒体就不难发现许多人都在批评澳大利亚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吸纳了太多移民。
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移民。 (ABC Newcastle: Romy Stephens)
然而最近几个月，我们却看到过去几十年来最为支持大量接纳移民的组织开始严厉批评澳大利亚高企的移民数量。
是政治风向突然转变了吗？这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移民数量的变化
让我们重温一下澳洲一些政治组织支持高移民的观点。
先从2008年这篇有意思的文章开始看。
文章是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IPA）研究员理查德·奥尔索普（Richard Allsop）写的，发表在2008年3月的《公共事务研究所评论（ IPA Review）》上。
那时候，像IPA这样的智库仍然觉得自己在政治问题上战无不胜，因为它们在塑造我们所生活的当代澳大利亚方面发挥了作用。
IPA曾自信地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许多成员长期以来都在倡导一种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自由主义。
就2008年的那篇文章而言，奥尔索普调查了澳大利亚自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的移民接收历史，以及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关税的情况。
他发现澳大利亚政治中自由党一方总是带来较多的移民，而历届工党政府则带来更低的关税：
“两个最基本的自由派理念下的自由（liberal freedoms）就是人员和货物的跨境自由流动，”他宣称。
“在澳大利亚政治中，自由派中的个体总是费尽全力在政治中找到一方，在可靠的前提下既支持增加移民又支持较低的关税。
“然而，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有非同寻常一致的记录，人们可以自信地说：
在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移民总是会更多；
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关税总是会更低。
“这似乎有悖常理，但历史上的教训明明白白。
“提到人员和货物的迁徙流动，自由党便是社会自由主义的政党，工党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党。
“当然也有例外——最明显的是在奇夫利（Chifley）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开始的战后移民扩张——但这种情况无疑是一般规则的例外。”
请注意奥尔索普是如何将高移民描述为“社会自由主义”而非“经济自由主义”的。
鉴于雇主和政府出于经济目的利用移民的方式显而易见，这篇文章玩弄了语言游戏。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政界人士利用更高的移民率来扩大雇主可用劳动力的来源，寻求更多的纳税人和更多的增长，为我们的务农者寻找廉价劳力，促进教育出口，并延缓人口老龄化，这些都不是出于高尚的哲学原则。
但是，咱们再回到他更广泛层面的论点看看。
移民重构
在那篇2008年的文章中，奥尔索普称约翰·霍华德联盟党政府（1996-2007）的移民记录符合历史模式。
“与所有自由党的前任一样，霍华德政府是实行高移民的政府，尤其是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在2006年至2007年执政的最后一整年内，移民总数超过14万人，”他写道。
“正是在约翰·霍华德执政期间，自联邦成立以来，海外出生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24%，也是在霍华德执政期间，海外出生的非欧裔人口比例首次超过50%。
“除了总人数增加之外，霍华德政府还逐步将接收的难民人数从1999-2000年的3802人增加到2005-2006年的6022人。”
他指出，记者乔治·梅加洛杰尼斯（George Megalogenis）在2006年“睿智地”观察到，“之前支持汉森（译注，指一国党领袖宝琳·汉森）的群体……认为霍华德将所有外国人拒之门外，而他正以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从未想过的速度将他们带到这里”。
他呼吁当时的澳大利亚新任工党总理陆克文保持霍华德创纪录的高移民率，以此为文章收尾。
“人们希望陆克文政府能够颠覆一个世纪以来的工党历史，并将我们目前的高移民接纳情况继续下去，”他写道。
永久和临时移民激增
下面的图表并非出自奥尔索普的文章，但上面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移民数量。
奥尔索普关注的是霍华德对永居移民的推动，而他对临时移民却很少提及。
但到霍华德2007年离任时，其政府已经将澳大利亚的移民接纳总数（永居移民和临时移民的总和）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
主要的永居与临时签类别的签证数量从1995-96年的16.2万个跃升至2007-08年的43.9万个。
(Source: Chris F. Wright, "How Do States Implement 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Control Signals and Skilled Immigration Reform in Australia,"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 27, No. 3, July 2014)
陆克文工党政府以“大澳大利亚”打破了这一模式
时间快进四年。
2012年，IPA的另一位研究员克里斯·伯格（Chris Berg）在自己的文章中换汤不换药地重复了奥尔索普2008年文章中的分析。
这篇也值得一读
伯格在文章中赞同地指出，陆克文和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 ）的工党政府（都在霍华德政府之后执政）出人意料地打破了澳大利亚在移民问题上陈旧的党派循环。
“陆克文并没有立即减少接纳数量，而是继续保持上升趋势——非常之多，”他写道。
“即使是以小澳大利亚理念出名的朱莉娅·吉拉德的政府也没有明显减少我们接纳移民数量。”
伯格还心存担忧地提到，时任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的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如果赢得即将到来的2013年联邦选举则可能会削减移民数量。
“如果托尼·阿博特明年成为总理，他将不得不做出决定：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他写道。
“他想延续自由党的传承——大规模移民与人口增长吗？或者，正如他有时遗憾地指出的，他想否定这一传承吗？”他问道。
伯格担心阿博特引进移民的意图，因为几年前，在2010年的联邦选举中，吉拉德和阿博特都批评了“大澳大利亚”的想法（因为陆克文推动而引人注目），并开始宣传减少或减缓移民的好处。
像IPA和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CIS）这样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智库，以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社评作者都严厉批评吉拉德和阿博特的反移民立场。
2011年，CIS的研究员杰西卡·布朗（Jessica Brown）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政府对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几乎没有控制，因为我们现在拥有“全球化的劳动力”。
“我们没有要求中央计划者为特定类型的技术签证设定明确的目标或上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留给市场来决定，”她写道。
“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对他们来说做预测真是太难了——更不要说控制年复一年的海外净移民人数。”
她继续写道：
“政界人士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即除非一些非常激进的政策改变，否则他们真的无法控制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
“上一次联邦选举前关于人口增长的辩论，以及政治派别双方的反应表明政界人士说起减少人口增长比他们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一些复杂挑战可要容易多了。”
争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回到2025年。
和80年前比，我们今天的人口构成和移民计划看起来大不相同。
转变的过程缓慢却意义深远，随着每一波新移民潮被澳大利亚所接受，澳大利亚的文化和社会也随之得到适应和发展。
图表：1911-2021年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来源国比较。
但最近几个月，IPA的新任首席经济学家亚当·克雷顿（Adam Creighton）一直严厉抨击澳大利亚的高移民率。
看起来很有趣。
他最近结束了作为《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驻华盛顿记者在美国的报道工作，在那里他近距离观察了拜登和特朗普政府。
作为IPA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仍然定期为《澳大利亚人报》撰稿。
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抨击了艾博年政府，因为澳大利亚目前的净移民数量非常高。
“这些新抵达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在那里，英语不是第一语言，基督教也不是主要宗教，”他写道。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认为政治阶级想要摧毁澳大利亚的文化。
“事实上，上周我发布了ChatGPT最新版对一个挑衅性问题的回应，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想偷偷抹去本国的英国/爱尔兰/欧洲遗产，移民计划还会和现在的相差无几吗？’
“回答让我震惊。”
他说人工智能平台的回应是：
“如果政府想要在不引发公开抵制的情况下显著改变国家的文化身份，很可能会完全按照这个剧本准备——行事快速、不透明、搞技术官僚，并用听起来中性的经济术语表达。”
当然，那些话不是克雷顿说的，是ChatGPT说的。他只是在告诉你ChatGPT接到提问后说了什么。
但他用这个例子引发了更大的讨论。
“在拜登执政期间，700多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但按比例来说，涌入澳大利亚的人数更多，尽管是合法的，”他警告说。
“我们的移民没有把钱交给墨西哥贩毒垄断集团，而是向移民中介和越来越不择手段、追求收入最大化的高等教育机构支付高昂费用，这些机构的资质通常能提供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权利。
“这个国家对新移民的宽容值得称赞，出类拔萃，这让我们避免了欧洲现存的社会崩溃。但这样会慢慢产生问题。
“绝大多数住在昂贵郊区的政界人士和记者应该意识到在我国那些偏远郊区内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
通常，在为高移民摇旗呐喊的组织机构中听不到这样的话。
不过，这确实与该研究所最近一些研究成果的基调相符。
是政治风向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