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量留学生和虚假难民申请庇护，澳洲的庇护体系正面临严重冲击。目前，澳洲境内等待被驱逐的人数正逼近十万大关。
内政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有98,979人的保护签证申请已遭拒绝，却仍滞留在澳洲未被遣返；另有27,100人正等待裁决。
前移民部副秘书长Abul Rizvi博士指出，持学生签证申请庇护的人数正在显著增加，并警告政府必须紧急采取措施清理自2015年以来不断积压的驱逐个案。
他说：“至少要让情况稳定下来，否则就会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群体，影响社会凝聚力，最终可能会出现像特朗普那样的强人政客声称要来‘解决问题’。”
（图片来源：澳洲新闻集团）
在这98,979人中，有些仍在通过行政复议仲裁庭（Administrative Review Tribunal，以下简称ART）上诉，也有极少数案件进入联邦法院寻求最终裁定。
Rizvi估算，根据当前ART的难民申请积案，约有5万人已用尽所有上诉途径，仍非法滞留在澳洲。
签证处理的延误，意味着许多人要等待数年才能等到最初的保护签证裁决。
截至5月底，ART积压的案件达到42,905件，这也表明非法滞留且已耗尽所有上诉机会的人数大约为51,000人。
（图片来源：澳洲新闻集团）
上一个财年，共有23,576份保护签证申请递交，其中4,036份获批，24,924份被拒。
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被拒申请者的驱逐平均每月仅十余人，总计162人。
澳洲新闻集团对内政部数据的分析显示，来自印度和中国——澳洲最大的两个留学生生源国——的申请激增，但绝大多数遭到拒绝。
上一个财年，印度公民共递交了2,596份境内保护签证申请，同期有5,633份申请被拒，占所有拒签数量的五分之一以上。最终获批的仅42至60人，占批准总数的1%至1.5%。
同样是在上一财年，中国公民递交了2,494份申请，与此同时有3,538份被拒，约有290人获批，占总批准数的约7%。
大多数获批的庇护者来自包括战乱中的缅甸、对LGBT群体存在迫害的马来西亚，以及伊朗等国家。
Abul Rizvi博士（图片来源：澳洲新闻集团）
Rizvi表示，新冠疫情前，申请庇护者多为持访客签证入境的人；如今，虽然访客签证申请者仍不少，但越来越多申请者是学生签证持有者和PALM（太平洋澳洲劳工流动）签证持有者。
内政部数据显示，来自斐济、瓦努阿图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的境内难民申请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国家正是PALM签证计划的主要来源国。
去年，斐济公民递交了1,138份庇护申请，约70人获批。截至7月，澳洲共有30,475名PALM计划工人（数据来自就业与职场关系部）。
类似地，2023年下半年，来自越南的庇护申请激增，与前农业部长David Littleproud签署的农业签证协议有关。
Rizvi表示：“工党政府虽然关闭了该签证，但由于与越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无法取消，于是放行了1,000至2,000名农业签证持有者。结果几乎毫无悬念，大部分人最终都申请了庇护。”
Rizvi还指出，因为驱逐的成本“高得惊人”，所以历届政府都选择回避，因为驱逐1人轻易就要花费数万澳元。
“很多部长都问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是的，部长，我们可以做，但您得拨给我们一大笔钱’，很可能是数亿澳元甚至更多。”
“你需要建大量的拘留中心，还要支付高额法律费用，因为这些人会对驱逐决定提出上诉。即便如此，许多人依然很难被遣返。于是大多数政府在得知这些事实后，就选择了‘让它顺其自然’。”
（图片来源：澳洲新闻集团）
他指出，即便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获得了1700亿美元（2600亿澳元）额外的移民执法经费，仍难以驱逐大量人员。
“驱逐规模可以在边缘有所提升，特别是那些庇护申请非常薄弱的群体，他们能进行的法律诉讼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那只适用于刚被拒签不久的人，如果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很多年，即便申请理由薄弱，驱逐也很难，就像Biloela一家的案例那样。”
Rizvi博士认为，最佳解决方法是内政部将庇护申请的处理顺序从“最旧优先”改为“最新优先”，集中处理案情薄弱的新申请。同时，他呼吁打击不良移民中介。
“大多数申请者几乎不懂英语，而填写庇护申请需要很高的英语水平，他们一定是有人协助。政府必须针对这些帮助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组织明显薄弱申请的中介。”
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洲政府“致力于确保保护签证制度实现其应有目的——为那些符合澳洲保护义务的人提供庇护”。
该部门的一位发言人称：“2023年10月5日，澳洲政府宣布措施，取消非真实申请者递交保护申请的动机，并减少在手案件数量。这些改革旨在打破一些人利用签证处理延误来延长澳洲停留时间的模式，通过加快裁决速度解决问题。结果是，保护签证的一审裁决数量已创历史新高，并持续超过新申请数量。”
“政府会快速裁决新的保护申请，但也将确保裁决过程合法、合理、公正，继续逐案审理，并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悉尼大学社会学与犯罪学副教授、《Australia’s Universities: Can They Reform?》的作者Salvatore Babones，长期以来一直是澳洲国际教育领域的批评者。
他在上月接受澳洲新闻集团采访时表示，如今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越来越多留学生在意识到“可以先用大学签证入境再转签”后选择退学。
“这是新的骗局，”他说，“很多大学，尤其是偏远地区大学，一年级后辍学率超过50%。”
教育部2022年的数据显示，中央昆士兰大学（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一年级辍学率高达67%，维州的Federation University为48%。今年早些时候，昆士兰科技大学（QUT）披露，其留学生一年级退学率接近一半（46%）。
Babones指出，这清楚表明，一些留学生申请这些大学并非为了在澳洲学习，而是为了入境，随后便能申请其他签证。“他们可以很容易拿到过桥签证，然后转去读厨艺学校或语言学校，从而几乎无限期留在澳洲。”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去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留学生退学。该校4月对《澳洲人报》表示，来自肯尼亚、巴基斯坦及印度部分地区的学生留存率低，反映了留学生群体的变化，以及现行法规赋予他们的灵活性——签证持有人在学习六个月后就可以自由转学。
澳洲政府人口中心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抵澳十年后离境的留学生不到一半。2006-07年度抵澳的103,000名学生中，到2016-17年仅44%完成学业并离境，39%获得永居，另有17%持各种临时签证留在澳洲。
Babones表示，澳洲每年18.5万的永久移民配额“数量不算极端”，但按人均计算已属全球最高之一，“真正的问题是临时签证的接续发放，这在澳洲造就了一批‘客工阶层’。”
上月，Albanese政府宣布，将2026年的全国规划水平提高25,000个名额，达到295,000个国际学生名额，以为国际教育行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并重点增加来自东南亚的学生人数。
发表于 
支持
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