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选时，Abbott政府以压倒性优势胜选，赢得下议院150个席位中的90个。
这是在此前40年政治史上仅见的。上一次出现类似局面是1996年，Howard政府当选时，联盟党赢得了下议院148个席位中的94个。
然而自那以后，联盟党的境遇急转直下，用“出了问题”来形容都算是轻描淡写。他们在下议院的席位总数已缩减过半，在今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仅赢得43个席位。
就在大选前不到一周，联盟党内部还坚信自己能重掌政权，可最终遭遇惨败。究其原因，至今仍争议不断。但有一个因素无疑对联盟党不利——人口结构，尤其是其中一个趋势正与他们作对。
从收入、社会阶层、教育程度等不同人口统计维度来看，选民倾向会在联盟党与工党之间摇摆。例如，2022年大选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澳人给工党的首选票比联盟党高9个百分点（35%对26%）。
再看年收入14万澳元及以上的选民，工党的支持率也比联盟党高5个百分点（35%对30%）。但最大的分歧并非由教育、收入或社会阶层决定，而是由住房所有权决定。
这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选举研究结果一致：有房者更可能投票给保守党，而租房者则相反。悉尼律师兼作家Gray Connolly曾评论：年轻人若没什么可“保守”的，为何要投票给保守党？
2022年澳洲国立大学选举研究显示，26%的租房者将首选票投给联盟党，而37%投给工党；反观有房者，38%将首选票投给联盟党，32%投给工党。总体而言，有房者给联盟党投首选票的概率，比租房者高46.2%。
AMP分析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洲总体住房自有率在近60年前的1966年达到峰值，此后大幅下降。但总体数据的下滑，掩盖了不同年龄群体随时间推移的巨大差异。
澳洲卫生与福利研究所（AIHW）的数据按年龄划分了住房自有率：从1976年人口普查中1947-1951年出生的人群开始，此后每5年出生的群体，在每次人口普查时的住房自有率都被记录在案，最新数据涵盖2021年人口普查中1992-1996年出生的群体。
数据显示，尽管疫情相关因素扭曲了最新数据，使其看似略有好转，但25-29岁年龄段的家庭住房自有率，仍是有记录以来所有5年年龄组中最低的。
不仅年轻人比前辈们更难买房，几乎每一代在婴儿潮（1947-1951年出生）之后出生的人，住房自有率都低于前一代。
例如，上一次人口普查中50-54岁的群体（1967-1971年出生），住房自有率为72.4%，而1947-1951年出生的人在同年龄段时，这一比例为79.6%。
2016年人口普查中35-39岁的群体，住房自有率为59.2%，而1952-1956年出生者在同年龄段时为69.1%，1947-1951年出生者则为72.3%。
过去五十年间，各年龄段的住房自有率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Redbridge最近的民调显示，联盟党在18-34岁、35-49岁、50-64岁年龄段的支持率均落后于工党，在35-49岁年龄段甚至跌至第三，排在工党和其他党派（包括绿党之外的第三方候选人）之后。
目前，联盟党仅在65岁及以上选民的首选票中领先。单纯从选举人口结构的利己角度来看，住房自有率下降对工党或绿党并非问题——租房者支持他们的概率远高于联盟党。
但对联盟党而言，这却是一颗政治定时炸弹。自由党的普通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且成员数量持续减少：既有成员不断离世，而年轻群体对加入该党的兴趣越来越低。
住房自有率和家庭组建率若进一步恶化，对联盟党的选举人口结构将是灾难性打击，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下降趋势会停止。
理论上，联盟党有三种选择：像二战后几十年那样，更坚定地争取租房者支持；推出能切实大幅提高住房自有率的政策；或者继续在选举人口结构的困境中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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