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的经济改革圆桌会议于8月19日至21日召开时，一切都将被列入议程，除了一个禁忌词：移民。
澳洲的移民辩论通常聚焦于高技能永久移民数量。然而，大多数来澳移民既不是永久移民，也不是高技能人才。
大量低技能劳工的涌入，显然是影响劳动生产率趋势的重要因素。但在澳联储与生产力委员会近期的报告中，这一现象甚至未被提及。
澳洲目前的实际每小时GDP（即劳动生产率的标准衡量指标）停滞在2017年的水平。虽然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长普遍缓慢，但澳洲的状况尤为严重。
自2017年中以来，欧盟的总生产率增长为3.7%，英国为3.5%。而在美国，这一数字超过了10%。
（图片来源：《澳洲金融评论报》）
在2016年前的几年，澳洲的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周期相符。但在2015年至2019年间，澳洲净迁入了近120万移民，其中大多数拥有工作权利。
因此，尽管经济增长强劲，生产率增长却在2016年降至1.8%，并在2017至2019年间完全停滞。
当新冠疫情爆发时，移民人数骤减——而生产率激增。2020年生产率增长2.4%，2021年为2.2%。
这部分归因于工作时长的突然缩减，使得留在岗位上的员工生产率上升。但即便如此，生产率在疫情期间仍持续增长，并在疫情结束时达到高峰。
2020至2021年，澳洲净移民人数仅为4300人——高技能澳人从海外返国，而低技能的临时移民则回国，该时期的累计生产率增长达到4.6%。
2022年边境重开后，生产率增长急剧下滑。2022至2024年间，澳洲净增移民达130万人——而在这段时间内，生产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4.6%。
（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你用低技能移民大量填充劳动市场，实际工资（经通胀调整后）将下滑，生产率也会因劳动资源使用效率降低而下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过去三年，低技能移民潮压低了工资并削弱了生产率。
与普遍认知相反，澳洲的大部分移民并非高技能永久移民，多数移民是持打工度假签证和学生签证入境。仅打工度假签证的发放量，如今就超过每年发放的技术移民签证数量。
打工度假签证原本仅限于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来澳洲享受真正意义上的“打工度假”——在本地酒吧打工、间或冲浪晒太阳，而如今情况已然不同。
持打工度假签证者现在可停留长达三年，新增的“工作与度假”签证也向来自中国、印度、巴西、泰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开放。
这些签证仍维持着“赴澳度个长假”的表象。换言之，是在厨房工作、送外卖、或从事养老照护的“假期”。
（图片来源：网络）
但真正的巨头是学生签证项目。澳洲目前大约有100万留学生，只有一半人在大学就读，其余人则就读于厨艺学校、酒店管理学校、语言学校及其他非学位机构。
另有20万人持毕业后“临时毕业生”工作签证留在澳洲。
总的来看，外国年轻人如今占据了澳洲劳动力总数的10%以上——而他们所从事的并非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工作。
任何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只要打过Uber、点过Uber Eats、去过餐馆、雇过搬家公司、需要家政服务，或在街头看到过挥着指挥棒的交通引导员，都了解这一现实。
我们并不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外籍劳工经济体”。在新加坡和迪拜等地，公民享有政府补贴的生活方式，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则承担所有艰难的工作。
因此，澳洲没有直接引进低薪外籍劳工，而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出售留学、毕业后工作和“打工度假”签证，让他们承担所有艰难的工作。
（图片来源：网络）
有一个与澳洲情况相似的国家也在经历类似的生产率困境，那就是加拿大。过去10年，加拿大同样经历了高移民率与生产率停滞的局面。但如今，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已重新开始增长。
加拿大做出了什么不同的选择？2024年末，时任总理Justin Trudeau宣布暂停临时移民政策。现任总理Mark Carney已确认将继续这一政策。
加拿大目前的目标是在2025年和2026年每年实现净减少44.6万名临时移民，同时基本不影响永久移民配额。
经济改革圆桌会议的与会者们，请注意：如果此次峰会不正视低技能临时移民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那还不如去辩论“有多少天使能站在针尖上”。
加拿大已经展示了通往生产率复兴的路径，澳洲至少应该开始讨论是否要效仿其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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