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大学系统持续裁员的风暴中，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的Ivan Maksymov成为全国约3500名失业高校员工中的一员。
这已经是Maksymov三年内第二次遭大学解雇。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坦言目前的处境令人生存艰难。
（图片来源：ABC）
“这彻底打断了我的职业生涯，我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又要供养两个孩子。”
令人唏嘘的是，这位研究人员曾荣获澳洲研究委员会（ARC）颁发的Future Fellowship，这是该国最具声望的研究资助奖项之一。但他的职业生涯却以上演一场“羞辱性的裁员过程”收场。
他表示：“大学现在就像企业一样，考虑的是‘利益相关方’么，但这些人并不是公众，也不是前来接受优质教育的学生。管理层眼里只有利润，是彻头彻尾的企业运营思维。”
尽管个人背景优秀，但在澳洲高校普遍推行削减开支的现况下，Maksymov坦言自己对继续在本专业领域找到工作的前景“感到极为悲观”。
（图片来源：ABC）
对许多终其一生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十数年寒窗并不意味着安稳未来，而是在财务紧缩和政策风向变化中，被轻易抛弃。
查尔斯特大学和全国39所公立大学中的许多院校一致表示，裁员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五年国际学生人数暴跌90%，进一步压垮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大学预算。
校方在声明中承认解雇过程令员工感到“痛苦”，但强调这是“不可避免的决定”：“查尔斯特大学对需要裁撤岗位、包括Maksymov在内的员工深感遗憾。但这些行动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但Maksymov却认为，学校的处理方式缺乏人性，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协商空间，只是在加剧受害者的精神创伤。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组织（NTEU）已对22所大学提出类似控诉。这些学校在2024至2025年间削减了3578个岗位。
NTEU全国主席Alison Barnes表示，“整个行业都笼罩在一团乌云之下。大家都在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很多人还未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裁员中恢复过来。”
这场裁员潮伴随着近年来澳洲高校接连曝出的临聘滥用、工资盗窃、管理层花费丑闻等问题，已引发联邦议会对此进行调查。
Barnes批评称，当前裁员暴露了管理不善、资源分配失衡、权力结构缺乏透明等深层问题。
“眼下这个体系正经历一场多维度的危机——顾问费用一年花掉超过7亿澳元，资源却没用于一线教学；大量教职岗位流失，却有306名高管年薪高过州长。”
（图片来源：ABC）
然而，大学领导层对工会的指控予以坚决反驳。Griffith University校长兼澳洲大学联盟主席Carolyn Evans教授指出，“疫情后，70%的大学出现亏损，这不是某一所学校的治理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陷入困境。”
Griffith University去年也实施了一轮裁员，约有50名教职员工离开。Evans强调，指责大学“过于企业化”站不住脚，“如果一所大学总是花得比赚得多，那再理想主义也会‘经营失败’。”
她表示，大学当前正面临四重压力叠加，包括国际学生签证政策收紧、本地学生入学率低迷、研究经费长期匮乏以及“Job Ready Graduates”计划改变分配机制，导致教育资金每年流失10亿澳元
Evans称，在2019年，除3所大学外，其它高校还维持盈余；而到了2023/2024年，超七成高校已出现财政赤字。
悉尼科技大学（UTS）现正酝酿一轮最多400人的裁员计划，预计将在下周初公布结果。与此同时，学校已宣布“暂时暂停120门课程招生”，尽管校方称不会影响现有学生。涉及专业包括颇具争议的公共卫生及师范教育类课程。
（图片来源：ABC）
UTS学生会主席Mia Campbell表示，学生对当前境况感到“极度无助”。“很多学生原本打算下学期入读荣誉课程，结果突然被告知课程取消，根本无法继续。”
她还透露，“有导师直言不解——‘这个大学怎么会变得这么糟？’ 纷纷批评校方只在意‘金钱指标’。”
官方回应则指出，“120门课程”中实际仅约50门属独立课程，部分仅涵盖联合/跨学科学位，其余存在无注册学生或报名人数不足10人的情况。
不过，某些课程“突然叫停”已在学生之间引发集体愤怒与不安。这一轮全国性的裁员和紧缩，正让澳洲高等教育站在十字路口。
曾代表公共教育价值与学术自由象征的大学，如今频频为了“盈亏平衡”重组人力、削减课程、削弱科研，导致无数教育工作者黯然离职、学术理想被迫中断，学生权益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正如一名受害学者无奈所言：“这不是职场波动，这是一个行业集体在崩溃。”
发表于 
支持
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