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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夏天，一篇由柏林市参议院出资赞助，希尔德斯海姆大学主导的58页调查报告发表：“柏林参议院从70年代开始，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支持建立了，以恋童癖为主导的，寄养收养柏林以及西德其他地区，社会弱势儿童群体的福利收养制度，并为之背书。”
 报告的内容表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德国政界的一部分人，联合学界、医学界的所谓大咖专家，正大光明地，以性自由、专业知识背书等为理由，保护恋童男性收养弱势儿童。  去年，一位名叫马克Marco的德国男子，和另一个也是被收养的弟弟斯凡Sven一起，发起民事诉讼，状告柏林市参议院和福利机构所在的区，要求赔偿。他们是三十多年里上千名被收养的孩子中，为数不多站出来公开自己故事的幸存者（没有露出真脸和公布真实姓名）。  （马克） 这周，马克接受《纽约客》采访，详细回忆了饱受痛苦的人生。故事，从他6岁那年说起。  “研究项目” 马克和亲生哥哥都是混血儿，父亲是巴勒斯坦逃往德国的难民，母亲是柏林当地人。马克长得很漂亮，《纽约客》的记者见到他时这么形容：“他长得像电影明星，小麦色皮肤、下巴线条明细、头发黝黑浓密，还有一张比例对称的脸。” 不用想，小时候的马克，也一定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但奈何父母婚姻动荡，独自养两个儿子的妈妈心有余而力不足。 也或许是长相漂亮的小男孩也会经历“红颜薄命”，1988年，6岁的马克已经成了柏林街头的“街遛子”，还在独自过马路时被车撞倒受伤。  送医后，马克的案子进入柏林舍讷贝格区福利机构的档案，福利机构的人员认为马克的母亲无法胜任母亲的工作，对马克和他的哥哥监管失责，决定把年龄更小，“更容易学坏”的马克带走。 带去哪？机构把马克交给了一位名叫亨克尔Henkel的47岁的单身男性。养父以维修电子设备为生，但与此同时，从1973年开始，就和福利结构合作，通过收养小男孩挣福利补贴金。  （最左专家性学家肯特勒，中马克） 70年代，有被收养的小男孩的老师注意到，亨克尔“总是想和小男孩联系”。1979年，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发现，亨克尔和收养的儿子发展了“同性恋情”。  （示意图） 然而，正当检察官启动调查时，一位名叫Helmut Kentler赫尔穆特·肯特勒，自诩“永久性顾问”的男人介入了调查，力保养父不受牢狱之灾。肯特勒是谁？他是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性学家，汉诺威大学的教授。德国《时代周报》曾形容他是德国性教育的最高权威。  这样一位专家，用印有大学名字的正式信纸，向司法机构写信，给出了自己的专家意见：“亨克尔是我研究实验（后称‘肯特勒实验’）的参与者，他养孩子的方式技巧没有问题，而你们侵犯了他的隐私，给出了无端的臆测。” 调查作罢，亨克尔继续收养小男孩。1988年，他收养了6岁的马克。在之后的十几年，马克被养父、专家肯特勒捏在指掌间，肆意玩弄。  以父之名 养父的家在柏林的中产富人区，有三层楼五个房间，周围都是政客和作家之类的邻居。马克第一次住好房子、不愁吃穿，非常兴奋，日子就这么开始了。 每隔几个月，养父会带着收养的儿子们，开车去320公里外的汉诺威与专家肯特勒见面，参与他所谓的“恋童男性与儿童之间和谐性关系”的研究项目。他坐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和孩子们依次谈话，询问他们的成长情况。马克回忆：“肯特勒就像爷爷般的存在。”  马克被收养一年半后，7岁的弟弟Sven斯凡也被领了回来。斯凡常年在柏林的车站活动，患有肝炎，身体虚弱。福利机构将他交给了“收养男孩经验丰富”的养父。 兄弟俩关系不远不近，相处还算融洽，却有一个共同的“不可说的秘密”。每天晚上，养父会轮流到儿子们的房间盯着他们洗漱，要求他们和自己过夜，发生关系。  马克回忆道： “在那之前（指2003年脱离养父生活前），我以为我的生活是正常的，大家都会经历。就像吃饭，大家口味不同，对性欲的口味也不同… 小时候，我觉得他对待我的方式是正常的，我告诉自己‘世界就是这样，吃与被吃eat and eaten的关系’。但现在，我意识到，上面的人，其实一直在围观我们。”  （示意图） 夜晚，如果弟弟斯凡不在房间里，马克知道养父又在搞事。而当他被养父叫去“侍寝”时，弟弟斯凡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假装不知情。禁忌的话题，成了笼罩在家里的阴云。 而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懂事，养父使出了新的招数，禁止他们向他人透露任何消息。 首先，养父隔绝了他们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他鼓励两个儿子在学校“做自己”，意思就是可以随地吐痰、讲话、不做作业、逃课。马克因此转学七次，没有任何朋友，更不受老师待见。  （示意图） 第二，养父不允许马克的生母和亲生哥哥探视，并将马克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生母不是好母亲，而身材壮硕的亲生哥哥总是欺负马克。实际上，多年间，生母和哥哥，还有马克的生父，一直在为他奔走，希望拿回抚养权。 第三，也是养父最关键的招数，他始终依靠专家肯特勒。只要马克表现出反抗的迹象，他便打电话让肯特勒“劝”马克。一次，马克在枕头下藏了刀，不准养父靠近，肯特勒得知后立刻来电：“这世上没有恶魔，你把刀丢了。”  （左肯特勒） 当马克学校的老师发现孩子不对劲，建议看儿童心理医生时，养父立刻致电肯特勒求助。 于是，肯特勒又写下所谓的权威信件：“根据我的研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虽然养父确实有比较严格的时候，但希望你们记住，亨克尔（养父）养育的是非常棘手的孩子，希望权威机构给予他信任和保护。”  （肯特勒） 甚至，1992年，马克10岁那年，生母为他和养父闹上法庭，专家肯特勒都给法官写了封信：“为了孩子最大的利益，我建议在之后两年切断生母和马克所有的联络。”10岁的马克，失去了最后一次重返母亲身边的机会。 大家会问，专家肯特勒，为什么会如此执着地为恋童癖辩护，并且还得到福利机构、司法机构一路开的绿灯？这和60年代开始，战后德国的学界对性教育、性自由的认定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右到左 肯特勒生于1928年，儿童青少年时刚好处在纳粹德国时期。他的父亲是纳粹军官，信奉“培养不懦弱、不懒惰、不脆弱的德国男孩”等压抑天性的教养方式。 二战前夕，肯特勒的父亲对隔壁的犹太家庭见死不救，拒绝收留，给肯特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在后来的多个研究著作里，反思了纳粹德国对人性、性的压迫，这些观点，让他成为了战后德国思潮里的明星学者。  （示意图） 60年代，肯特勒先是拿到了心理学本科学位，又拿到了汉诺威大学的社会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家长学习的性教育》，旨在鼓励家长教育孩子们性知识，不要以性为耻。 然而，到了60年代中后期，解放性的学界讨论走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而这个掌舵人就是肯特勒。 肯特勒成了德国教学中心社会教育部门的主任，共事的人有后来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总理Willy Brandt，德国驻西德大使James B. Conant等大人物。  （肯特勒的朋友们：肯特勒本人、社会学家Reinhart Wolff教授、社会学家Dieter Duhm） 1965年，由柏林市参议院出资建立的教学中心投入使用，肯特勒开启了处理问题儿童青少年的研究项目。他和一个混迹于车站卖淫的13岁少年建立起联系，观察发现对方和成年男子建立起“友好关系模式”：孩子卖淫，恋童癖提供食宿。 肯特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少年觉得没什么，也是性自由、自愿的，那这样的模式没有什么问题。”随后，他向急于处理柏林市内“问题人口”的官方提出了“Borrowed Fathers, Children Need Fathers借来的父亲，孩子需要父亲”的理念。  （示意图） 另外，肯特勒对同性恋去罪化的推崇，也让他收获了许多支持者。这般打破纳粹德国压抑人性和性欲的“敢为人先”，没有引发侧目，反而得到了官方和学界的支持。 可许多人不知道，肯特勒实际上还隐藏了另一个关于自己的事实，他本身也是恋童癖，同性恋者，收养了三个小男孩，以证明自己实验的有效性。 他在1985年，57岁那年，曾给前国际性研究学院主席Gunter Schmidt写秘密信表示，自己快乐变老，不孤单的原因，都是因为和26岁的养子持续13年的“令人满意的爱情故事”。  （肯特勒当年的著作《家长学习性教育》） 当私心和邪恶戴着权威正义的面具，披着反纳粹的自由大衣，迫切想要扭转国家形象的新德国，全力支持了肯特勒这样的人物。 消失的档案 在专家肯特勒和养父的联合管束下，马克终于长大了。进入青春期后，他对养父厌恶加深，拒绝发生关系。为了惩戒，养父把他锁在房里不给食物，还反复殴打他：“养父说他不是打我，而是打我身体里的恶魔。” 马克说：“我成了一副行尸走肉，脑袋空空。”熬到21岁，2003年，马克终于离开了家。然而，因为缺乏社会关系，没受过好的教育，他再次沦落街头，靠小偷小摸为生，晚上只能睡在公园里。  （示意图） 而养父家的弟弟斯凡，没有勇气切断关系，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依然住在养父家附近，他在2017年和哥哥一起接受采访时说：“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抗争。” 没有力气去抗争的孩子们，当然不止马克和斯凡。早在1991年，专家肯特勒曾在信件里炫耀的那个和他“恋爱13年”的养子，自杀了。而肯特勒许久后接受采访时依然死不承认自己虐待性侵养子，反而将锅甩给孩子的亲生母亲：“生母虐待他，他上吊自杀都是因为母亲。”  （1974年以肯特勒著作为灵感出版的性教育图集《给我看！》） 90年代末，曾经被虐待性侵的养子养女们长大，开始反抗。这时肯特勒才终于收手，不再和马克养父这类的恋童癖们见面，想要撇清关系。可是，直到2008年他去世，都未曾被正式提告。 马克和斯凡很勇敢，在2016年鼓起勇气联络了研究肯特勒的德国学者Teresa Nentwig，公开了自己的故事。事件公开后，因为涉及的权威机构和人数太多，虐待程度惊人，引起大讨论。  （Teresa） 可是，有的案件因为年代久远，过了诉讼期。有的幸存者，没有勇气再次经历一遍又一遍的案情回忆。而Teresa也因为为幸存者发声，在学校遭遇压力，她表示，追责肯特勒，也就是对更上面的人和权威系统追责：“我的学术生涯算是提前结束了。”  随着肯特勒的另外两个养子也出来透露自己被养父性侵，加上马克和斯凡的控诉，去年夏天，柏林市参议院出资赞助，希尔德斯海姆大学主导的58页调查报告发布。 不过，无论是Teresa还是参与调查的人员都表示，许多和当年有关的文件处于未解封状态，有的更是直接显示消失状态。肯特勒当年的支持者们，大多选择沉默不愿接受采访，有的更是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做的事有开创意义的”。  去年马克和弟弟状告柏林市参议院和福利机构所在的区后，最终只收到5万欧元（约38万人民币）的赔偿。但马克表示，自己已经决定放下无法改变的过去，和未婚妻以及两个孩子平静地生活。 至于养父亨克尔，早在2015年就因为癌症去世。马克说：“他死后我才感觉自己自由了，虽然感觉来的很慢，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人生有十亿种可能性，不用再用他教我的方式活下去。”第二年，马克和弟弟斯凡公开了自己的故事。  （示意图） 如果说纳粹德国对人性的灭绝是令人恐惧的，那以肯特勒为首的“纠正”和隐藏的恶魔私心，带来的破坏性有过之无不及。制度性的压迫，无论是纳粹时期无法自由性交的成年人，还是战后在底层苦苦挣扎，被恋童癖乘机瞄准的儿童青少年，都难逃一劫。 可是，当孩子们终于长大会为自己发声时，始作俑者却从未受到惩罚，为之背书的权威方，更没有为当年背书后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担责。战争的幽灵，从未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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