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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郊区生活之Burwood 1973年，我们一家从绿意盎然的Glen Iris搬到了Burwood，那时候我们没意识到房地产风潮会发生多么剧烈的变化，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来再合理不过。 我父母当时是为了换一套三居室、维护成本低的砖瓦外墙住宅，才放弃了我们那栋老旧的加州式木板平房。 尽管我一开始还挺兴奋，但我们的新家从来就不是中世纪风格的高光代表。那几盏1964年仿金叶吊灯、带金属斑点的浴室梳妆台、满墙的碎花壁纸，都只是繁复审美的落后象征。 相比之下，我舅舅后来在Vermont South买的房子看起来时髦多了：高耸的拱形天花板、朴素大地色调、仿乡村风的吊灯，还有一大片蓬松的橘色地毯。  实际上，和那些依靠传统魅力维持身价的成熟社区不同，Burwood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所谓“最新最棒”的东西来者不拒——尽管这些潮流往往昙花一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Burwood Skyline——澳洲第一家汽车影院，于1954年建成，位置就在如今迪肯大学那座现代教育大教堂的斜对面。在1983年之前，你都可以沿着Burwood Highway开车去看场合家欢电影。那时正值婴儿潮，这座能容纳600多辆车的影院生意红火。  而如今，那片地已经变成了Suburban Rail Loop的施工现场。 我来自一个保守的移民家庭，从未去过汽车影院，但幸运的是，附近的Kmart成了另一处地标——也是澳洲的第一家。  这家Kmart于1969年开业，建筑低矮、线条简洁，是当年零售业的一张名片。我在那里买过人生中第一张唱片。在被讲究的咖啡文化“逼退”之前，Kmart还有一家名叫Holly’s的自助餐厅，配着美式餐厅风格的卡座，曾是本地的一道风景。  随着地价飙升，这家Kmart如今已被大规模翻修。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Kmart门前那片户外停车场，在夏天被太阳晒得滚烫，冬天则是风沙肆虐，辽阔得仿佛没有尽头。  对没车接送的孩子来说，更近的“冒险地”是对面RSPCA旁的本地商铺街。那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两颗糖，像现在看来“政治不正确”的Big Boss雪茄糖，或者叫Fags的仿真香烟糖，都能买到。那时还可以买到鞭炮，小孩们没事就往彼此的口袋里塞着玩。 不过，Burwood也确实有不少限制。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酒吧，一家人很容易在这里“住到腻”。要想购物，就得挤上晃来晃去的公交，前往附近的Box Hill。尽管那时的Box Hill还不是如今这个迷你CBD，但在当年，那里就是我们“普通郊区生活”的中心。  1980年之前，我一直得穿那种在折扣店买的无名牛仔裤，心里特别不服气。但在1980年，我终于朝圣般地去了Box Hill Plaza，在Just Jeans那间幽暗、有着毛绒地毯试衣间的店里，买下了人生第一条梦寐以求的棕色灯芯绒Levis牛仔裤。当它和一双麂皮沙漠靴搭配在一起的那一刻，我花了23澳元，终于收获了少年身份认同的入场券。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为离开Burwood这个“安全区”付出了代价。在地面公交总站等车时，一个面带凶相的人突然朝我脸上挥了一巴掌。他穿着紧身、高腰的牛仔裤和一件贴身的开衫，逼我把手里的土豆饼让出来，而我拒绝了。 多年后，我在纽约街头都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每次想起这段经历，都觉得讽刺得很。坐在母亲家饭厅的静谧之中，我不禁反思：像“dormitory suburb”（宿舍型郊区、睡城）这种说法，就是为Burwood量身定做的。而我，也确实快睡着了。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悄然影响着这里。曾经充满孩子喧闹声的街道，如今成了若隐若现的记忆。许多当年的学校早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不断涌现的联排公寓和被忽视的老旧合租屋，挤满了迪肯大学的学生。 多年后，随着旅程的结束，我对Burwood的安静与平淡产生了新的理解与欣赏。 当母亲搬进养老院后，留给我的，是她那个朴素老家的回忆，还有我对这个默默无闻郊区的点滴印象。尽管家里后来也曾短暂经历过80年代的粉色装修潮，但大部分老式装潢都还保留着，满满是她珍视一生的物件。 如今她已年过九旬，仍常常说：“那房子还在那里，等我回去。” 以上这篇文章来自《The Age》的专栏：我的郊区生活系列，邀请墨尔本各个郊区的普通人讲述自己所在郊区的生活。 此前我们已经先后分享过Box Hill、Glen Waverley、Doncaster、Mt Waverley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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