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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名利场的文章，看完后醍醐灌顶。
 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1 郑永年教授文章精选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 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 争名于朝。从前是“学而优则仕”，做学问的目标就是做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  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创造的，但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现在做学者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了做官，并且两者之间开始有了边界。 争利于市。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 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 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 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是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2 全民弱智的深层原因 郑永年教授从知识圈沉沦的角度阐述了全民弱智时代的成因，但问题的根源并不止于此。 百家争鸣是知识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的舆论环境日趋收紧，非常不利于知识，特别是创新性知识的产生。 如果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那只能是违心的谎言。 比这更糟糕的就是所谓的专家，或者说是被豢养的肉喇叭。 在这三年中不断有专家说出雷人的言论，有的为了博眼球，有的为了拍马屁。  建议恢复农业税的张捷、建议低收入群体出租闲置住房的许宪春，建议农民在县城买房，然后就可以开车去种地的董藩。  最近又冒出了，建议老百姓工作到彻底瘫痪的姚余栋，养娃困难可以求助亲戚朋友的郑秉文。 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是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高级学者，他们既没有敢说真话的勇气，也缺乏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正是这些不说人话的专家，加剧了民间的弱智，甚至是反智。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有真正的专家，经济上有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世纪之争，作家中也有莫言和易中天。  但这些年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而风险越来越大。 唱多了一辈子的刘继鹏教授，只因为退休之前说了几句股市的真话，劝股民在制度不健全之前不要入市就被禁言。  当今知识界已是飞鸟尽，良弓藏，真正有本事的大家不说话了，网上只剩下司马夹头、陈平、李毅、金灿荣这些跳梁小丑。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官方媒体的反智洗脑，现在网友对新闻已经不信，都是直接看评论。 评论中最高频出现的回复就是，新闻的三要素是什么，甚至直接问这个剧情什么时候上演。阴阳怪气的背后既是不满，也是无奈。 确实很多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多数人还是会被这些立场先行的信息所误导。 知识就如同文明一样，并非直线发展，不仅有曲折，而且有逆流。 在全民弱智的时代中，唯有坚持独立思考才能看清这个罗刹海市，站在山外看山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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